毋庸置疑，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咨询与治疗起源于西方国家，至今历史已有一百多年。在这期间，心理咨询与治疗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近四十年更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咨询和治疗的技术和方法众多，应用的领域广泛（涉及精神病学、心理学、临床医学、社区保健、教育学与管理学等方面）。
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是“舶来品”,它的起步与发展是从学习、移植、改良和借鉴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和方法开始的，与西方国家心理咨询与治疗事业发展现状相比明显落后。但是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特别是社会需求的增强，心理咨询与治疗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发展势头猛进。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文化底蕴长达五千年之久的东方文明大国，如何将西方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受东方历史、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身上，并行之有效，一直都是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工作者面临的挑战。近些年来，许多专业人员致力于对心理咨询与治疗本土化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力争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法和技术。
学者和临床心理学家有关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本土化意义的探讨与实践，大都是从文化对心理咨询和治疗影响的角度进行的。例如，很多中国心理学家在研究后都认为在对中国人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时，应考虑如下因素和要领：中国人对心理咨询和治疗的看法与态度、中国人对心理问题的表达与申诉方式、来访者与咨询师的关系、心理咨询和治疗操作的形式、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分析与解释、处理问题的基本态度、健康与成熟的定义等等。
今天开始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文化与心理咨询和治疗方法
从历史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曾创造并运用各种方法来应对各种挫折，排除心理上的困难，如各种民俗性、土著的心理辅导。西方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虽然以现代医学和科学心理学为基础，但它却是在研究西方人的心理病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根源。
首先以精神分析疗法为例。
当维也纳的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在19世纪末开创精神分析疗法时，当时的奥地利仍充满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色彩，社会里对于男女的异性关系极端保守。许多妇女无法适当地表露与满足性方面的欲望，而产生歇斯底里症的症状。因此，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治疗方法，与歇斯底里症有密切关系，重视潜抑现象，强调本能与欲望的满足为治疗主要途径之一。
可以说，该理论和疗法是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与精神病理而产生的。精神分析疗法不但由身为犹太人的弗洛伊德创始，施行这一疗法的精神科医师也多半是犹太人，而且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也常是犹太人。因此难免有人推测精神分析疗法与犹太民族的背景及文化习惯有关。犹太人素来喜欢内省，习惯与宗教人士或有智慧的人谈论与自己心灵有关的话题，并认为是有益的事。所以对于犹太人说来，接受精神分析，去检讨自己的心理，是很习惯的行为。
精神分析虽然创始于欧洲，并没马上被保守的欧洲精神医学家所接受并盛行于欧洲，倒是流传到美国，在美国生根并且盛行。从某种角度说来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容易被解释为解脱社会的压抑与约束，去追求个人需要的满足，因此容易被从欧洲来北美新大陆，并开拓新世界的人欢迎且接受。换句话说，精神分析的盛行，跟当时的美国人的文化背景多少有连带关系。
与美国的情形相反，精神分析理论及其治疗方法曾在我国受到强烈排斥，这其中除了政治因素以外，恐怕也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因为在注重压抑与控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要节制人的欲望，以便使每个人的行为有所规范，社会有所秩序。对这种以“本我”为着眼点，过分强调“性”在人们心理与行为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儿童的心理发展也染上了性的色彩的精神分析疗法，对于较保守的社会来说，不但不易被接受，还会引起反对。
再来看来访者中心疗法。
该疗法的创始者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罗杰斯对于指导式或解释性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感到不满，而主张咨询者和治疗家不宜直接且过分的去指导求助者。他认为所有人都有成长和发展的天性，若能有一个适宜的环境的话，每个人都有能力指导自己、调整自己的行为、控制自己的行动，从而达到良好的主观选择与适应。咨询者只要间接地帮助他们即可。因此他起初将这种疗法称为“非指导性疗法”，后来又改称为“来访者中心疗法”。
罗杰斯的这一咨询与治疗观念，符合在强调个人独立的美国文化环境里长大的年轻人的心理与观念，因而受到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欢迎。但如果把这种疗法照搬到中国，恐怕对不少人不能适用，咨询效果将是缓慢的。譬如，按照这一疗法，咨询者常对来访者说这样一句话：“你自己是当事人，你自己最知道，也最能去处理你自己的问题的！”本来咨询者是为了间接地提高来访者的自信心，但对于不少中国来访者就不太合适。因为，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咨询者应是专家、权威者，有特别知识，也有不同寻常的经验与办法，可以替来访者解除问题。但假如此专家、有经验的权威者，倒过来说来访者自己有办法解救自己，自己有能力自行解决困难，则来访者就会感到失望，以至于造成咨询中断（来访者脱落）。
文化对临床心理诊断的影响
目前，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者所使用的各种心理测验量表与临床评定量表，几乎都是翻译和修订西方的。当初西方心理学家编制的这些量表，是以西方人的常态心理特征或心理病理特征为依据的。尽管引进这些心理测验量表和临床评定量表后，都已经过国内心理学家的修订并建立了国内常模，而且在国内使用时也能达到一定的信度和效度，但其内容的西方文化偏向，则是较难消除的。
例如，港台的一些心理学家，曾经使用MMPI心理量表对中国人和其他文化群体中的人们进行过比较研究。在MMPI的调查中，发现中国人无论是正常人还是心理疾病的患者，在第2项和第8项上，得分都非常高。这些研究者认为，这两个项目所描述的，大多是人际反应、一般活动水平和人们的价值观问题，上述结果实际上是由于不同社会对于这些方面的不同期望和不同评价造成的，因而这种分数的差异反映的只是一种文化的差异，并不表明中国人心理病理的发生率更高。如此看来，设法消除或抵消引进量表中的西方文化偏向，或者根据中国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变量自行设制一些量表，对于我们更正确地诊断变态人格、心理疾病、精神病或鉴定正常人的人格类型和心理健康状况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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