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晚报掌上长沙6月25日讯（全媒体记者杨蔚然）当一个生命面临无法挽回将要逝去时，你是否愿意托起另一个在绝望中期盼的生命？
有这样一个年轻而特殊的群体，他们奔忙在别离和重生之间，感受捐献者家属的悲痛欲绝，也触摸着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重症病人重生的希望，完成一次次生死传递——他们是器官捐献协调员，也被称作“生命的摆渡人”。
年初，中央电视台报道过的“一个人的球队”，记录长沙16岁品学兼优的少年叶沙，捐献器官救治他人的故事。在7名受益病患接受叶沙的心脏、肝脏、肺脏、肾脏和眼角膜捐献的过程中，就有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全程参与。
医院6月11日举行的器官捐献主题宣传活动上，记者耳闻目睹数十名市民、高校学子在协调员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完成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连日来，记者走近这群“生命的摆渡人”，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和自身的年龄不相称的生命感悟……
记录
“情境是悲伤的，过程却需人性化理性化”
24小时全天开机，天全年无休，器官捐献工作，总是在与时间赛跑。在这条生死舟上，是用爱心来划桨、摆渡。
湖南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协调员陈玉龙，是这样记录5月29日的工作节奏的：
今天参与协调见证一个捐献案例，捐献者是名5岁10个月的小女孩，很可爱，正在上幼儿园，因急性爆发性肝炎入院治疗……
15时，接到电话，孩子自主呼吸停止，家人有意愿捐献；
15时20分，医院；
15时30分，谈话室见到孩子父母及其家人；
20时，结束倾听、咨询，家属清楚了解捐献流程，并在捐献登记表上签字确认；
00时30分，脑死亡判定专家再次做临床脑死亡判定；
1时17分，开始器官获取手术；
1时40分，手术结束……
“协调员从签字、陪伴手术、安抚家属，随后再到参加追悼会、清明追思活动……整个过程无时不刻都让你感受到生死离别之痛、人性光辉之美，但工作却必需理性、人性化地进行。”陈玉龙说。
故事
1他们都曾被骂“缺德”，有人行程9万公里却一无所获
“最开始做协调员，常遭到潜在捐献者家属的误解、唾骂甚至殴打。”医院器官获取组织（OPO）一名成员说。该院OPO创建于年，目前有9名专职协调员，服务于长沙、湘潭、邵阳、怀化60医院、个临床科室。协调员由医生、护士组成，以80后、90后为主，平均年龄28岁。
年3月，国家启动器官捐献试点，湖南是试点省份之一。就在当年10月举行启动试点工作新闻发布会后没多久，湖南有了第一例器官捐献。捐献者是一名19岁的大一女生，她在军训中突然倒地，却送医不治，昏迷前，她主动提出器官捐献。
然而，器官捐献一开始并不顺利。因为不被常人所了解，一年后，医院首例器官捐献肾移植手术才出现。
年，湖南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只有4名，他们考取国家相关资质证后，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寻找潜在器官捐献信息。脖子上挂着协调员的牌子，拿着宣传小册子和国家有关合同文件，他们没日没夜，医院的神经内科、外科、ICU（重症监护室）门口，逮着医生就问：“请问有适合器官捐献的病人吗？”然而，回答他们的更多的是冷漠和白眼。最开始，有协调员开着车跑了一年，行程超过9万公里，依然一无所获。
“眼看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人生之河沉没，悲伤的家属最不希望受到任何形式的打扰，何况是来协调器官捐献的。”10年来，湖南第一批协调员、医院OPO成员李翠英面对无数次生死，独自和参与完成了余例器官捐献成功案例。
“最大的阻力来自病人家属，起初我们经常被骂‘缺德’，家属说人还没死呢，就惦记着器官！”李翠英说，在协调过程中，她曾几次挨打。哪怕是器官捐献渐渐明朗化的今天，也还有协调员遭到病人家属、亲友、乡邻追赶，甚至放狗出来咬人。李翠英表示，相比工作的艰辛，不被接受，是让协调员起初最苦恼的。
年3月底一天晚上，在一名捐献者的追悼会上，悲伤过度的家属将她团团围住，并质问：“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卖器官的？”“你收了人家多少钱？”
还有一次，一位父亲陷入深度昏迷，在医院ICU门口，李翠英面对病人1.8米高的儿子，刚要询问病情，瘦弱的肩膀招来的是对方一只怒气冲冲的拳头。
“我国每年有30万重症病人在生死线上需要接受器官移植，但只有1万余人能通过移植手术获得新生。”李翠英说，面对无数重症病人的期盼，她不能回头，这是她和同伴坚持下来的理由。
2“叶沙们”的协调员收起所有颜色鲜艳的衣服
四处奔波，所见泪千行，料想回回断肠。这是协调员工作环境的写照。
“我收起了所有颜色鲜艳的衣服，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分钟我就要出发，去触摸死亡。”医院OPO成员、协调员孟风雨今年28岁，从年3月至今，接触了四五百个案例，经手完成了90例人体器官捐献案例。她说，这两年，她常蹬一双便于奔波的平底鞋，背个黑色的双肩包，随时准备出发，医院，去见病人家属。
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报道过的“一个人的球队”，记录长沙16岁品学兼优的少年叶沙，捐献器官救治他人的故事。年4月，叶沙因脑血管意外导致脑死亡，他的父母决定捐出他的器官。孟风雨作为协调员全程参与。
“那天，我们陪着叶爸叶妈护送叶沙去手术室……手术完成得很快，叶沙的器官陆续从手术室转运出来，每一次叶爸叶妈都是踉跄几步上前，紧紧盯住那个器官专用保存箱，想抚摸，却又不忍;只能追赶、目送着医务人员离开，去挽救另外几个人的生命……”孟风雨说得有些哽咽。
因为“双盲”原则，供受双方不能相见。于是，孟风雨把受捐者的心声录下来，在追悼会上，将录音放给叶爸叶妈听，告诉他们，“叶沙们”都挺好。
每一例器官捐献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孟风雨说：“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怎样去安慰捐献者的家人，每次面对他们的悲伤，我只能默默地站在身边，拍拍他们的肩……”
“确实如此，一开始接触案例，最难的不是开口向家属提出器官捐献的事，而是要直面家属难掩的悲伤!”孟风雨的同事、90后协调员吴秀芝说，做了两年协调员，面对上百次的生离死别，同行们在这条生命接力的船上，很艰辛，却风雨无阻。
“今年你能回家过年吗？”对医院协调员谭春梅来说，最怕北方的父母这样问，她一干就是6年，并且成了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
完成捐献并不代表协调员工作的完结。去年春节前，谭春梅去县里探望捐献者家属，捐献者是个25岁的独苗小伙。那天一大早，捐献者父亲就站在寒风中的马路边上等人，因为可以打听到儿子器官的存活状况，老两口心里很激动。一见面，大叔却说：“我们要坚强，不能哭，只是快过年了，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都回来了……”两位老人还是没能忍住泪水，“我儿子救不了，我就想让他去救别人的儿子，让别人家不再流泪……”每次探望捐献者家属，悲伤的故事都会重新翻一遍，协调员一边安慰着家属，一边也不知要流多少眼泪，但谭春梅说：“每次都是心灵的洗礼，因为看到了人性的真善美。”
3接受捐献的人，转换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协调员很容易被当做倾诉对象。“有时协调，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对于做了6年协调员、医院OPO成员刘亚杰来说，习以为常。每天，她要接到一些捐献者家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