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能够通过与生物学结合得到无限的充实。
ERICRKANDEL
本文经授权选自《追寻记忆的痕迹》
封面：Geralt
当精神分析学说在20世纪头一个十年从维也纳诞生时，它代表了思考心智及其障碍的一种革命性思路。这一无意识心理过程理论所引发的兴奋，在20世纪中叶该学说被德奥流亡者带到美国时进一步升温。
那时我还是哈佛的一名本科生，这种热情也感染了我，不仅因为精神分析呈现了一种看上去极具解释力的心智观点，而且因为它能使人领略到20世纪初维也纳的智识氛围，这一氛围是我倾慕却错过的。实际上，我之所以对环绕安娜·克里斯和她父母的智识生活如此喜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为我理解30年代的维也纳生活提供了洞见和视角。比如根据克里斯夫妇的看法，维也纳最重要的报纸《新自由报》既不很新也不很自由。克里斯夫妇还回忆起卡尔·克劳斯极具戏剧性的演讲，他是我非常钦佩的文化批评家，擅长文辞。克劳斯猛烈抨击维也纳人的虚伪，在他的伟大剧作《人类的末日》中预言了接下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
但是到了年，当我在精神科开始临床训练时，我的热情已经减退了。我与实证社会学家迪尼丝的结合，以及我的研究经历——先是在哥大哈里·格伦德费斯特的实验室，接着是在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韦德·马歇尔的实验室——冲淡了我对精神分析的热情。尽管我仍然欣赏精神分析带来的对心智丰富细微的见解，但在临床训练期间却失望地发现，精神分析在使自己变成一门可检验的经验科学这一方向上进步甚微。我还对我在哈佛的许多老师感到失望，和我一样，他们从人文关怀的动机出发，进入做精神分析的精神科成为医生，但是他们却对科学几无兴趣。我感到精神分析正在回到一个非科学的阶段,而且在此过程中它还将精神病学也拉向了那个阶段。
—Geralt
在精神分析的影响下，精神病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十年里，从一门与神经病学关系紧密的实验医学转为了一门专注于心理治疗技艺的非经验性专业。20世纪50年代，学术性精神病学抛弃了它的一些生物学和实验医学根基，逐渐变成了一门基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治疗学科。这样一来，它就不可思议地不再关心经验性证据或作为心理活动器官的大脑了。相反，基于首先源自生物化学后来源自分子生物学的还原论取向，医学在这一时期从一门治疗技艺演变成了一门治疗科学。在念医学院期间，我目睹了这一演变并受到其影响。因此我禁不住会注意到精神病学在医学中的奇怪位置。
精神分析引入了基于自由联想和解释的新方法来考察患者的精神生活。弗洛伊德教精神病医生去仔细聆听患者，并且是用新的方式来聆听。他强调要对患者交流的潜在和表面含义都保持敏感。他还创造了一种解释那些看上去不相干且语无伦次的报告的临时模式。
这种方法是如此新颖而有力，以至于许多年里，不仅弗洛伊德，还有其他智慧且具创造性的精神分析学家都断言，在患者与分析师之间进行的心理治疗过程为通往心智，特别是通往无意识心理过程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最佳素材。实际上，早期精神分析师仅仅通过仔细聆听他们的患者和在对正常儿童发展的观察研究中检验源自精神分析的想法——比如童年期性欲，就得到了许多有用的原创性观察，对我们理解心智做出了贡献。其他原创性的贡献还包括类型不同的无意识和前意识心理过程的发现、动机的复杂性、移情（将过往的人际关系置于患者现时的生活）和抵抗（对治疗师为改变患者行为所做出的努力的无意识抗拒倾向）。
然而，在精神分析诞生60年之后，它已将自己大部分的新颖探究能力消耗殆尽。到年时，甚至连我都清楚的一点是，通过观察个体患者和仔细倾听他们已经学不到什么新的知识或洞见了。虽然在历史上，精神分析曾有过成为一门科学的雄心壮志—它一直想发展成为一门经验性、可检验的心智科学，但它的方法却几乎不具备科学性。许多年来，通过可重复性实验检验其假说的尝试都失败了。实际上，一直以来它产生想法的能力要远胜过它检验想法的能力。因此，精神分析没能取得与心理学和医学中其他一些领域同样的进步。在我看来，精神分析正在迷失方向。精神分析没有专注于那些能够接受经验性检验的领域，反而扩展了它的范围，治疗起那些它不太适合治疗的心理和生理障碍来。
最初，精神分析被用来治疗那些称作神经官能症的病症：恐惧症、强迫症以及癔病和焦虑状态。然而，精神分析治疗逐步扩展到几乎所有心理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许多精神病学家受到他们成功治疗在战争中出现精神问题的士兵的影响，开始相信精神分析的洞见应该对那些无法被药物治愈的生理疾病有治疗价值。诸如高血压、哮喘、胃溃疡和溃疡性结肠炎这样的疾病被认为是心理躯体性的—即由无意识冲突引起的。因此，到了年，精神分析理论成了许多精神病学家，尤其是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精神病学家用以理解所有心理疾病和部分生理疾病的主流模型。
这一扩展了的治疗范围表面上增强了精神分析的解释力和临床洞察力，但实际上它削弱了精神病学的效力并阻碍了它成为与生物学相结合的经验性学科的尝试。当弗洛伊德于年首次探索无意识心理过程在行为中的角色时，他同时也致力于发展一门经验性的心理学。他试图探究行为的神经模型，但由于彼时脑科学尚未成熟，他放弃了使用基于主观经验的言语报告来建立生物学模型。到我进入哈佛接受精神科培训时，生物学已经开始在理解高级心理过程方面开辟了重要路径。尽管存在这些进展，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仍然表现出非常顽固的姿态——他们断言生物学与精神分析没有关系。
这种对生物学的漠视——如果还不至于是蔑视的话——是我在住院医师培训期间遇到的两个问题之一。另一个甚至更严重的问题是精神分析学家对于开展客观研究，或者哪怕只是控制研究者的偏见漠不关心。医学的其他分支通过盲实验的方法来控制偏见，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者不知道哪些病人接受了被用于检验的治疗而哪些病人没有。然而，精神分析疗程中收集的数据几乎总是私密的。患者的评论、联想、沉默、姿势、运动和其他行为才是重要的分析对象。当然，私密性对于分析师必须赢得患者的信任这一点来说很关键，而这就是问题所在。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唯一的记录都是分析师对他或她相信发生过的事情做出的主观说明。正如研究型精神分析师哈特维格·达尔长期认为的，这样的解释在大多数科学语境中不能作为证据来接受。然而，对治疗过程的描述总是主观的这一事实，极少得到精神分析师的关心。
当我开始做精神科住院医师时，我感到精神分析能够通过与生物学结合得到无限的充实。我还在想，如果20世纪的生物学要回答有关人类心智的一些经典问题，在它与精神分析合作之后，这些答案会变得更丰富、更有意义。这样的合作也会为精神分析提供一个更坚实的科学基础。那时我就相信，而且现在我愈发相信，生物学也许能够描绘作为精神分析核心的若干心理过程的生理基础，这个核心包括无意识心理过程、心理决定论（一切行动或行为、一切口误都不是完全随机或任意产生的）、无意识在心理病理学中的角色（即哪怕是迥然相异的心理事件也能通过无意识进行联系）和精神分析本身的疗效。由于我对记忆的生物学的兴趣而让我尤为着迷的是，心理治疗部分通过创造一种环境让人在其中学会改变，进而导致脑结构变化的可能性，而且现在或许到了能直接评估这些变化的时候。
幸运的是，在精神分析界，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经验研究与这个学科的未来没有关系。自从我完成临床训练以来的40年里出现了两个强劲的趋势，它们正开始对精神分析理论产生显著影响。第一个趋势是对基于证据的心理治疗的坚持。第二个，也是更艰难的趋势，是将精神分析与新生的心智生物学进行结合的尝试。
对于第一个趋势，最重要的驱动力可能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分析学家亚伦·贝克，贝克受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他发现一个患者的主要认知风格——这个人知觉、表征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是抑郁症、焦虑障碍和强迫症等障碍中的关键元素。通过强调认知风格和自我功能，贝克延续了由海因茨·哈特曼、恩斯特·克里斯和鲁道夫·鲁文斯坦开创的思路。
贝克对有意识思维过程在心理障碍中的角色的强调是新颖的。传统上，精神分析学家被教导心理问题来自无意识冲突。比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贝克开始他的研究时，抑郁症还普遍被视为“向内投射的愤怒”。弗洛伊德认为抑郁症患者对他们所爱的某个人感到敌意和愤怒。由于患者不能处理其对某个重要他人的负面感受，他们会压抑这些感受并无意识地引导这些感受来对抗自己。这种自我导向的愤怒和敌意导致了低自尊和无价值感。
贝克通过比较抑郁症患者和非抑郁症患者的梦来检验弗洛伊德的观点。他发现抑郁症患者和其他患者相比，展现出的敌意更少而不是更多。在实施这一研究和仔细聆听他的患者的过程中，贝克发现抑郁症患者不是表现出敌意，而是在他们思考人生的方式上表现出系统性的消极偏见。他们几乎都对自己有着不切实际的高度期望，对任何失望都强烈地反应过度，一有可能就贬低自己，并且对未来感到悲观。贝克认识到这一扭曲的思维模式不仅是一个症状、一种内心深处冲突的反映，而且是抑郁障碍实际发展和持续背后的关键推手。贝克得出一个激进的观点，通过确定和处理这些消极信念、思维过程和行为，我们应该能够帮助患者重拾健康积极的信念。而且，我们能够独立于它们背后的人格因素和无意识冲突来做到这一点。
为了从临床上检验这个观点，贝克向患者展示那些他们自己对抗、挑战和修正其消极观念的经历、行动和成果。他发现他们常常以惊人的速度好转，很少几个疗程之后，他们的感受和机能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一积极结果使得贝克开发了一个针对抑郁症的系统性短程心理疗法，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