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
读书笔记二——斯里兰卡
创伤后应激障碍
一．海啸后的心理援助
年，南亚海啸席卷了印度洋沿岸国家，伤亡人数达到25万人。许多专攻创伤研究的西方心理专家，想当然地认为，全世界人们对于可怕的灾难事件的心理反应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全世界的心理健康人员都告诉记者，很快就会有上百万人遭受令人衰竭的PTSD，而当地需要的心理治疗远远超过那里现有的服务资源。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斯里兰卡、印尼、印度和泰国所经历的，大概是史上最大的国际心理干预运动。
为进一步理解这场运动，让我们将注意力聚焦在斯里兰卡。随着越来越多的辅导、创伤治疗项目和PTSD研究者每天涌入斯里兰卡，当地的状况很快陷入混乱。几天之内，关于哪些人应该得到哪些服务的问题，咨询师团体间爆发出了恶性竞争。一帮义工用玩具或奖品诱惑一群孩子从另一帮义工那里跑来自己这边。有些团体领导者常常会说“我们的”孩子，用以把“他们的”孩子区分开来。甚至有时候，他们会让孩子们不要和其他咨询团体的孩子一起玩，而这常常造成孩子们内部的敌意，导致冲突。
根据世卫组织观察员报告，一大半进入斯里兰卡的创伤咨询团体甚至都懒得去和*府机构报备一下，绝大多数甚至也不会努力和其他团体保持联系协同合作，甚至有一个组织直接向人发抗抑郁药剂。心理咨询的节奏常常可以与急诊室相匹敌。有一个只有20来个咨询师的机构报告，在两个为期4天的工作坊中为人提供了“心理治疗与咨询”服务，其中包括名儿童。
除了这种流水线般的心理咨询，西方专家开始把训练当地人作为治疗PTSD的最新技术。斯里兰卡人，普遍来说对教育有着强烈的渴望和尊重。成千上万的斯里兰卡人在培训课程间赶场——有时候长达两周，但更常见的是只有短短的一天速成课。带领这些培训课程的西方专家常常报告说感到很挫败，因为他们需要向学员解释西方心理治疗的一些最基本概念。一个成员认为，当地人虽然很有学习热情，但在心理上不够有深度，“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我觉察”。
掺杂在治疗师和咨询师中间的，还有专事创伤研究的学者。科研与救助、抚恤以及时而产生的临床关怀混在一起。有十几个研究项目被设计出来，研究者会鼓励一群当地人参与还处于实验阶段的某种心理治疗方式，是为了确认该方法的疗效。而这违背了研究伦理——当地人不知道自己可以选择不回答问题，也不清楚参与的风险，甚至以为自己在接受治疗。
西方国家来的研究者们设计出最新的调研问卷，然后借由当地人的协助翻译过来。这些测量结论说明，这场灾难的难民中有显著的PTSD患病率。但“侵入性记忆”两个词在英语里面是很容易讲的，可换成僧伽罗语或泰米尔语则很难讲清楚。等花好长时间解释清楚，受试者会觉得非得回答有才行。受试者还普遍容易误会，以为只要“正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就能给自己或家人争取到援助。并且，单纯对海啸的心理反应，和对海啸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混乱的持续的压力和紧张的心理反应，没有任何PTSD问卷能够把这二者区分开来。
二．创伤观念与本土文化
咨询师把自己看作类似是在事故现场处理外伤的医疗急救人员的角色，帮助受害者早早整理或掌握关于创伤的记忆，避免创伤记忆形成一种心理脓肿，继而导致PTSD。如此，大部分前往斯里兰卡的创伤咨询师对自己即将进入的文化无甚了解——几乎没有人懂得当地语言，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哀悼和葬礼的传统仪式，或该国漫长而复杂的内战历史——这都没有什么关系。关于创伤病症独立于文化传统的信念，往往淹没咨询师们最初的善意。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副教授雅依特瑞.费尔南多是移民到美国的斯里兰卡人，常常回来从事关于长期内战对人的心理影响的研究。海啸之前，她的研究已经记录下了这是一个拥有着怎样了不起的心理韧性的民族。就算是经历几十年的内战、青年暴动、贫困，大部分斯里兰卡人仍能保持日常的功能和积极的盼望。这个民族，即使遭遇最艰苦的磨难，也很少需要靠外来的鼓励和辅导才能重新站立。
海啸之后涌进来的许多西方咨询师和专家都猜想，经年累月的残酷内战让这里的人民心理上更脆弱，因此更容易得PTSD。但还有一种可能。正因为斯里兰卡人熟悉并饱尝贫穷、困苦和战争，反而进化出一种更能适应恐怖事件且赋予它们意义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传统重叠交织在一起，形成斯里兰卡人共享的关于灵*的民族文化信念以及一个触手可及的灵性世界。与之紧密相连的是丰富多样而难以划分类别的的医治传统（如阿育吠陀治疗师、占星师、灵媒）。这些文化传统不仅影响人们谈论灾难事件心理阴影的方式，还在更深处影响他们感受和体验的方式。
在海啸之前的研究中，费尔南多发现佛教和印度教传统的孩童在经历战争和暴力的时候，相较于基督教传统下的孩童更少产生抑郁。这可能是因为佛教和印度教的传统中有一些保护性的信念，比如，对痛苦和苦难的主动接纳，或者对重生和转世轮回的信念，在恐怖之后稳住了这些孩子。
海啸之后，经过研究，费尔南多得出的结论是，斯里兰卡人体验创伤的方式和美国人有两个显著的不同。斯里兰卡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把身心视为互相分离的两部分，他们对灾难的感觉就好像是在身体上经历了直接的冲击。不同于PTSD症状学理论，斯里兰卡人更多在恐怖事件当中体验到躯体形式的症状。另外，斯里兰卡人没有报告关于内在心理状态的创伤反应（焦虑、恐惧、麻木等）。相反，他们倾向于看到恐怖事件造成的社会人际关系伤害及其负面影响。恐怖事件的破坏不是发生在头脑里面，而是在自我之外，社会环境当中。
有一个重要而又不易看见的区别。西方人关于PTSD的思维里，是创伤造成了心理缺陷，然后导致了社会功能问题，但对斯里兰卡人来说，无法在某个群体找到一个位置并完成这个位置的社会责任，是痛苦的主要症状，而非内在心理问题引发的后果。斯里兰卡人的社会关系和心理状态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让人脱离自己的职责和社会角色去寻求某种私人辅导，有可能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考虑到不同民族和社会在对创伤的体验、对痛苦患难的表达以及对苦难对人类的意义的理解这三方面都极富多样性，“坚持用西方对创伤的假设，很有可能会破坏本土的保健系统，并严重损害本土疗愈的力量，同时摧毁当地人的韧性、应对方法和生存策略”。“人们彼此心照不宣传递出去的是这样一种信息：本地的观念和做法是低劣落后的。这种信息会强化一种殖民灌输式劣势感，使当地人自认软弱无能，怀疑自己有能力建设家园美好的未来。”
关于PTSD有这些信念与假设：重述或改编对创伤的记忆，能够促进心理健康；讲出事实比沉默对心灵更加健康。而针对斯里兰卡持续的内战，让饱受战乱的人们从PTSD中得到康复就能缓解或制止下一步的暴力循环。但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教授艾丽克丝.阿根提-佩伦在研究中却发现，这些关于创伤和医治的西方观念更有可能会让家族之间、部落与种族群体之间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变得更不稳定。
在斯里兰卡村民们的宇宙观中，人类是脆弱的，无法逃脱“来自野蛮的注视”——一种好像被某种野蛮的灵所盯住的体验，其表现形式就是人类开始产生暴力的意图。这会带来一系列的躯体症状，治疗办法是漫长而艰巨的洁净仪式。哪怕是直接谈论最近的暴力事件，所用的语言充满情感和图像，能唤起人的体验，带来病态的后果。由此，村落社群使用一套委婉语，让人能在讲恐怖事情时不用明确地想象细节。村子里因为“心里受惊”而不舒服的妇女们常常主动担起维持“禁用语”秩序的纠察角色。
而西方人完全忽视了当地这种习俗所具有的特定目的，把这种言说规矩列入PTSD的“心理回避”行为。但这种言语的禁忌是某种对“声音的洁净”的要求，当地人就是这样来保护自己和他人免遭“野蛮的注视”波及，防止可能出现的呈指数上升的暴力报复。有些妇女相信她们所目睹或忍受过的凶残场景让她们变得“无所畏惧”了，常常触犯语言谨慎的规矩，在社交上被村民边缘化，被当成“野蛮之灵”的同类。她们多半也会把自己的孩子教成一样的毫无顾忌，而这些母亲养育出来的儿子，容易给整个社群带来暴力和恐怖。
这样的社会心理图景渗透进西方的创伤观念。冲在最前头要接受心理治疗的，恰好是那些“无所畏惧”的妇女——绘声绘色讲述暴力故事上瘾的人，热情欢迎这种新的治疗方式。一边支持“无所畏惧”，一边病理化当地的委婉语习俗，这种干预破坏了当地原本就微妙的社会平衡。阿根提-佩伦总结说，创伤咨询的结果里蕴藏着极大的风险，可能进一步破坏当地人原有的控制暴力冲突升级的社会机制。
三．反思
另外，创伤咨询这种晤谈可能对有心理困扰的受害者起到心理上的引导和暗示作用。如果你在一个危及生命的重大事件发生数小时或数天之内召集一群内心不安、情绪混乱的受害者到一起，用一种情绪高度唤起的方式告诉他们有可能会体验到某些心理症状，再让他们分享讨论自己的体验，你就在制造一个绝佳的条件，让他们强化这些感受并把它们散布开来。
诺丁汉大学*治学院的瓦妮莎.普帕瓦茨教授写道：“我们不断兴起的国际创伤干预活动——那种认为自己必须去教育全世界如何应对可怕事件的自信——正反映出当下我们已经越来越不确定该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了......当我们向外看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暴力和困苦，觉得人们极度需要我们的心理服务，我们可能已经是在把自己内心后现代的不安全感投射出去了。”
作者沃特斯写道：“有很多人仍然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他们视人类悲剧为宗教与文化叙事的一部分。如果用他们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就会瞥见我们这些拥有‘现代的自我’的人是多么的不安和充满惧怕。我们斥巨资研究和治疗这种疾病，因为我们已经在骤然间失去了原来给我们的苦难赋予意义的信念体系。”
“当代西方文化强调的不是抵抗挫折的耐受力而是脆弱，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来自国王学院，曾在战争难民和种族屠杀幸存者中工作多年的德里克.萨摩菲尔德评论道，“我们鼓励大家把更多事情看为能影响人生病的。这会造成问题，因为我们在把自己的文化推向全球。我们能代表的，仅仅是人性的一种版本——一套对痛苦与苦难的观念——是不足以用来定义整个人类的体验的。事实上，心理学本来就不止一种。”
阿苏拉.苏马蒂帕拉医生呼吁：“我们不应该鼓励对咨询的过分强调，更不应该把不同地区人民的心理、社会和*治形态都医学病理化......（当地居民）需要的不是‘心理治疗’而是基本需求的满足，被关顾时仍然保持尊严、尊重。他们需要得到对未来的确定的保证，并能尽快安全转移到居住地，让他们的个人生活不被打扰，从而有机会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切实有效的社会*策就是最好的心理治疗。”
未完待续，下一期将介绍第三份案例——在桑给巴尔岛，对精神病灵*附体的概念如何日益让位于生物化学疾病观。
文字
未青
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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