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亚隆教授围绕着四个“生命的终极关怀”——死亡、自由、存在的孤独和无意义——逐一进行深入的探讨，阐述每一个存在性关怀的意义，并论述治疗师应该如何通过对他们的理解来进行有效的临床工作。
按：本文选自欧文·D·亚隆著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峥张怡玲沈东郁译），商务印书馆，年版，第一部分，第四章“死亡和心理病理现象”，第-页。
心理病理现象涵盖的范围、病人的临床表现是如此繁多，临床工作者需要一些结构化的标准，使得他们能够把各种症状、行为和性格形态区分成有意义的类别。在一定程度上，临床工作者可以应用心理病理的结构范式减轻他们在治疗初期情境中的焦虑。他们逐步发展出识别或熟悉临床情境的感觉以及掌控的能力，进而引发病人的信心和信任感——真实治疗关系的先决条件。
我即将在本章描述的范式，也如绝大部分心理病理范式一样，假设心理病理现象是应对焦虑的拙劣而无效的模式。存在主义假定焦虑源于个体在存在中与终极关怀进行的对抗。我将在本章描述基于个体对抗死亡焦虑的心理病理模式，后面章节中的模式则适用于与其他终极关怀——自由、孤独、无意义一联系得更为紧密的焦虑病人。出于教学的目的，我必须把这些终极关怀分开来讨论，它们都是由存在这一主干分出来的支线，最后一定会重新结合为统一的、存在主义的心理病理模型。
所有人都在面对死亡焦虑。大部分人会发展出适应性的应对模式——由一些基于否认的策略所组成，诸如压抑、潜抑、置换、相信自身的全能、接受社会认可的宗教信仰，从而使死亡“解*”，或是以获得象征性永生为目标，来努力克服死亡。
当人们因为非同寻常的压力，或是因为防御策略无效而进人所谓的“病人状态”时，就会发现处理死亡恐惧的惯常模式是无能为力的，因而被迫采用极端的防御方式。这些防御操作通常是应对恐惧的拙劣模式，从而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临床表征。
根据定义，心理病理现象（在任何系统中）都是无效的防御模式，即使防御策略成功地避开了剧烈的焦虑，它也会妨碍成长，使人生受到制约且令人感到不满。多位存在主义理论家都提到过人们在应对死亡焦虑的斗争中所付出的高昂代价。祁克果认为人们限制自己、消耗自己以避免感知到“就在身旁窥伺着的恐惧、消亡和毁灭”。奥托?兰克描述神经症患者是“拒绝借贷（生命），以避免偿债（死亡）”的人。保罗?蒂利希宣称：“神经症是用逃避生命的方式来回避失去生命。欧内斯特?贝克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人类具有讽刺意味的处境是，最深的需求是解除对死亡和毁灭的焦虑；但正是生命本身使我们认识到这种焦虑，因而我们必然会畏惧充分地展现活力。”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用“精神麻木”来描述神经症患者是如何使自己避开死亡焦虑的。
赤裸裸的死亡焦虑不太容易出现在我将要谈论的心理病理范式里，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并不奇怪：在任何理论体系中纯粹形式的原初焦虑都是很少见的。防御结构正是为了内在伪装而存在：通过压抑和其他减轻烦躁的策略，掩盖了核心动力冲突的本质。最终，核心的冲突被深深地隐藏起来，只能通过努力分析防御机制而加以推测，并且永远不能被完全知晓。
举个例子：
“一个人可能通过保持与母亲的共生联结来保护自己，摆脱与个体化相伴而来的死亡焦虑。这种防御策略或许能够暂时成功，但随着时日迁移，它会成为继发性焦虑的来源。比如，不愿与母亲分离可能妨碍上学或社交技巧的发展；而这些缺陷很可能导致社交焦虑和自卑，进而，新的防御可能产生来调节不安，但这些新的防御阻碍成长，而且以它们为基础生成另外的焦虑和防御的层次。很快，这些附加物把核心冲突层层包裹起来，使得对原初焦虑的探寻变得极为困难。死亡焦虑不会直接呈现在临床工作者面前：揭示它们要通过研究梦、幻想、精神病人的言语，或是煞费苦心地分析神经症性症状的发作。
”例如，刘易斯?莱塞和西娅?布赖报告，经过细致分析后发现，恐怖症的首次发作无一例外地是由死亡焦虑突破了防御导致的。后续的恐怖症发作则由于复杂的加工、替代和置换作用变得难于理解。
衍生的、继发的焦虑形式仍然是“真实的”焦虑。社交焦虑或弥漫性的自卑感可能会击倒个体；就像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那样，治疗通常针对的是衍生焦虑，而不是原初焦虑。无论心理治疗师相信的理论体系是否谈到焦虑的基本来源和心理病理现象的起源，他们都是从病人所关心的层面开始治疗：例如，治疗师可能通过提供支持，通过维持适应性的防御，或者通过帮助其矫正破坏性的人际互动模式来帮助病人。所以在许多病人的治疗中，存在主义的心理病理范式并不提倡彻底偏离传统的治疗策略或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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